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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书忆周恩来的严厉:多次见到部长副部长被点名罚站

  周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,和蔼可亲,但绝不缺少严厉。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,都有些“怕”总理,同其他领袖人物相比较,甚至是“最怕周总理”。

  “怕”总理,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、认真、负责。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:“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。他记忆力太惊人,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的准确……”

  这话不假。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。部长们拿着材料,总理什么也没拿;部长只管一个部门,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。

  有一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,外专局报告“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”。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?公文报到总理那里,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:“至多280人。”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做准备。到了那天,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。

 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,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出一篇文章。经总理审阅批准,发往北京。吃过晚饭,看过演出,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。当地负责人急了,因为没留底稿。总理说:“不要紧,你们记录,我来默诵。”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,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。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。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,总理只看一遍,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,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?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,打电话与北京对照,竟然一字不差!

  我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,把材料摔还部长,严厉训斥:“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?数字都抄错了!”“这句话就不通嘛!”“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!”“你看一看,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,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?”

  文件尚且如此,当面汇报就更难了。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,问细节,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还有处长。大家准备了又准备,可是没等汇报,总理就沉下了脸:“这是做什么?搞祖孙三代同堂?胡闹台!”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,也被总理严肃批评:“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,这是不允许的!”

  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,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,件件看得细,所以事事记得清。

  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,一位部长汇报工作,照着材料念。当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,周恩来眉头一皱,没好气地说:“不对!看清了再念。”那位部长脸红了,眯细眼又看着念了一遍。

  “不对!”周恩来不满之情溢于形色,点了这位部长的名。点了名就得站起来,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数字。

  “对对,是这个数。”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,“这里印得不清……”

 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。这不新鲜,我多次见部长、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。

 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,事后听他说,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,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。而且他亲口承认,他“紧张得直哆嗦”。

  汇报时,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。不过,念过两页似乎“投入”了,声音放开,越念越顺,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。

  “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,离了材料就说不清,这是不允许的!”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,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:“X部长,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,说明经你们审阅过,为什么还要念错?”


 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:“这项工作是X副部长主持,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。”

  “那么,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,官僚主义?”部长无言以对。

  “有制度问题。”周恩来像以往那样,先严厉批评,再放缓声音,“有些文件质量很差,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。我批了退回去重写。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:凡是向党中央、国务院送文件,不能只以盖章为准,要有部负责人、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。这样,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,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,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。你签了字。问你情况答不上来,那就是官僚主义,就必须作检讨……”有这样一位总理,哪个部长不“害怕”?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,还敢搞官僚主义?

  ——摘自《走近周恩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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